[6]从形式上看，立法已建立起较完整的土壤修复制度，只要相关部门及时完成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7]土壤污染责任人的认定办法、[8]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名录[9]等必要的辅助工作，即可付诸实施。

（1）因此，在宪法的起草过程中，有关的政治家和领导人非常重视宪法序言中对四件大事等历史事实的叙述，邓小平直接过问宪法序言的内容，彭真则亲自执笔起草序言。唯如此，才能让备案审查成为推动全面依法治国向纵深推进的重要抓手。

第二种模式是专门机构的审查模式，以德国的宪法法院制度和法国的宪法委员会制度为两种典型代表。实践证明，我国现行宪法的实施有力保障了人民当家作主，有力促进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力推动了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程，有力促进了人权事业发展，有力维护了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对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是符合国情、符合实际、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好宪法，是充分体现人民共同意志、充分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充分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好宪法，是推动国家发展进步、保证人民创造幸福生活、保障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好宪法，是我们国家和人民经受住各种困难和风险考验、始终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根本法治保障。我国宪法确认了国家的根本道路和政治方向，确立了国家的指导思想、根本任务和奋斗目标，是人民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的体现。合宪性审查有利于从国家根本法的高度，确保包括宪法序言在内的全部宪法精神得到尊重、全部宪法原则得到恪守、全部宪法条款得到实施，从而有效巩固党的领导地位，有力回击国内外敌对势力对党的领导体制和方式合宪性的污蔑和攻击。整体来看，我国宪法实施通过政治和法律两种方式进行。

因此，包括规章等规范性文件在内的备案审查也具有广义上合宪性审查的功能。这种现实也需要对过去的宪法理念进行与时俱进的理解和解释。[65] 前注13，童之伟书，第72页。

这是确保法律稳定性的必然要求，也是宪法审查机关尊重立法机关民主正当性的应有之义。第五，其他表述不当或不够确切的情况，包括法律草案规定过细，应按宪法表述进行简化，法律草案对基本权利规定分量不够，应在法律草案中重复宪法中有关基本权利的规定等。摘要:  根据实践梳理立法过程中法律草案合宪性判断标准，有助于从操作层面为我国合宪性审查工作提供技术支持。[61] 曹舒：《人大授权暂停法律实施的合宪性检讨与控制》，《苏州大学学报(法学版)》2018年第1期。

[70] 汪光焘：《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07年第6期。这意味着宪法文本可能在特定的场合（如立法机关的疏忽或者妥协下）无法对立法过程产生有力的拘束，进而导致法律草案中明显与宪法相抵触的条款无法被发现，或者没有被及时纠正。

[22]宪法审查机关在判断法律的合宪性时，应当充分尊重立法机关的自由形成空间，尽最大可能避免直接宣布法律因违宪而无效。[37] 宋汝棼：《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草案修改稿）几点修改意见的汇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1989年第6期。要言之，立法过程中法律草案合宪性的判断不属于狭义上的宪法监督，因此不能直接套用既有的法律合宪性审查的基准。[60] 参见前注6，刘志刚文。

[38] 汪光焘：《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草案)的说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10年第1期。丰富的宪法实践能够巩固宪法制度，为我国的宪法实施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11]马怀德教授则认为法律草案不是合宪性审查的对象，法律草案尚在修改之中，没有生效，对法律草案进行合宪性审查没有法律依据，缺乏制度基础和实际意义。为了避免法律生效后出现违宪的争议，法律草案中存在的问题都应当在立法过程中尽可能得到充分讨论，法律草案应当尽可能完善。

[52] 在法律草案审议过程中根据宪法文本调整法律草案内容，即承认了法律草案在内容上存在不同程度的瑕疵，如不宜不确切与宪法不符与宪法不衔接等。[5] 参见何永红：《基本权利限制的宪法审查——以审查基准及其类型化为焦点》，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14-156页。

可是对尚不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做出违宪的法律评价是没有意义的。第二，以其他理由修改法律草案，回避对法律草案的合宪性做出判断。

宪法文本作为法律草案合宪性的判断标准具有不确定性，在立法过程中需要平衡文本与现实、政治性与规范性的关系，并理性看待宪法文本失灵的特殊情况，在推进合宪性审查的过程妥善应对相关难题。法律草案的合宪性判断与法律的合宪性判断有着本质上的不同，主要有以下两方面。[54] See Yan LinTom Ginsburg, Constitutional Interpretation in Lawmaking: China's Invisible Constitutional Enforcement Mechanism,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Vol.63，No.2 (2015)，p487. [55] [美] 索蒂里奥斯·巴伯 [美] 詹姆斯·弗莱明：《宪法解释的基本问题》，徐爽、宦盛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86页。合宪性审查既是一种行为，也是一种制度。根据有关资料，2008年4月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法律草案有两部因涉及事项比较敏感，未向社会公布内容。无论是法律草案的提案机关，还是法律草案的审议机关，都克制对法律草案的合宪性做出明确判断。

[62] 柳随年：《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草案）的说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1998年第6期。[69] 在某些情况下，全国人大常委会也可能基于现实因素放弃严格执行宪法文本设定的标准。

与第一种柔性和隐性的宪法判断方式不同，这是一种明确的宪法判断活动，在这里，宪法文本不仅出场，而且在审议过程中成为了修改法律草案的依据，法律草案在合宪性方面存在的不同程度的瑕疵被明确揭示和修正。然而，学术观点不是立法机关的观点，学术界对于重大立场分歧应当充分尊重立法机关的宪法判断，以及立法背后的宪法考量。

[63] 前注13童之伟书，第86-87页。法律草案在提请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审议前以及正式表决前，都存在着审查的空间。

作者简介：邢斌文，法学博士，吉林大学法学院助理研究员。第一，提案机关在法律草案说明中明确草案具体内容的宪法依据，直接宣称和强调草案关键条款或整体上的合宪性，并在审议时得到认可。[18]即使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在审议过程中对法律草案的合宪性问题提出了某些意见，也可能被全国人大常委会推翻。[42] 杨景宇：《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报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04年第4期。

第二，从提高立法质量的角度来说，法律草案在表决前应当尽可能完善。[66]无论是立法过程中的合宪性判断还是宪法监督中的合宪性审查，都是政治性极强的工作，应当避免不恰当的学术观点对宪法实践的影响。

[67] 参见刘松山：《宪法监督与司法改革》，知识产权出版2015年版，第120-121页。[35]实践中， 针对法律草案合宪性的确认主要包含以下两种方法。

法律草案的内容与宪法相抵触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立法机关在立法过程中固然也可以认定草案内容不符合宪法规定没有宪法依据的事实，但因此导致法律草案被修改，或者立法活动的节奏被打乱甚至中断，并不是基于宪法和法律产生的效果。然而，在2007年8月，国务院提交修改我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议案，提出我国《物权法》实施后原《拆迁条例》将停止执行，城市房屋拆迁将处于无法可依的状况，要求授权国务院就征收国有土地上单位、个人房屋与拆迁补偿先制定行政法规。

因此，在立法过程中，不应回避对法律草案的修改。在判断立场上，法律草案的合宪性判断不适用合宪性推定原则，意味着在法律草案正式通过表决之前，法律草案的合宪性判断应有更为严格的标准。参见吴邦国：《吴邦国论人大工作》（下），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50-351页。如在我国《证券法》制定过程中，起草单位依据我国《宪法》第90条第2款，认为证监会不是国务院组成部门，应由国务院的部委机构来管理证券市场，[62]但在审议时反对意见很大，我国《证券法》最终还是规定了由证监会主管全国证券市场。

如2001年修改我国《法官法》和我国《检察官法》时，有关草案曾规定首席大法官、大法官由国家主席授予首席大检察官和大检察官由国家主席授予，试图将上述法官、检察官的等级授予权赋予国家主席，以体现国家对法官地位的尊重，也符合国际惯例，充分体现检察官在代表国家履行法律监督职能中应有的法律地位。因此，在以宪法文本判断法律草案的合宪性时，可能出现似乎矛盾的现象。

但最终，《物权法》正文保留了类似的规定，参见《物权法》第五十二条第二款。如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备案审查室主任梁鹰指出：推进法律草案合宪性审查工作，可以保证法律的合宪性，并为未来进一步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做出制度铺垫。

[2] 参见韩大元主编：《共和国六十年法学论争实录 宪法卷》，厦门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89-212页。应当明确的是，宪法判断的主体是多元的。